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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类文明的薪火相传

第一节　人文始祖伏羲氏

在中国古代，五千年前的伏羲氏，也有一种悲悯的情怀，他也想解决人类的种种问题。他怎么办呢？仰望星空，俯视大地，发明了八卦，以类万物之情。他总结外在事物的普遍规律，了解万物内在的生命本质。人叫做“有情”，人区别于万物，是因为人可以和万事万物发生链接。这个链接是对万事万物本质的一种很深刻的认识。伏羲氏在他的观察当中，是无我的、真实的。他认同规律，尊重规律，这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这种理性的认识不以任何个人的偏见而改变。他把万事万物总结为八种情况，认为八种情况都是由五种物质元素——地、水、火、风、空构成。他以地、水、火、风、空的相生相克来解释万事万物的起源和变化的规律。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动态当中延续、发展、存在，这叫生生灭灭。在生生灭灭当中，有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可以保证它下一步发展，他这样来解释生命的诞生和存在，以及物质世界的规律。这是伏羲氏的发现，他以此解释生命的变化规律。

我们人由于对变化规律的错位解读，而引起对万事万物的误解。我们所谓的“情”是心，心可以明白是谁在相生相克——是地水火风空，它们怎么相生相克了？我们把火放在水的下面，就产生了第三种事物；如果水放在火的下面，那火是火，水是水，不发生反应。所以这就叫做卦，卦是动态的、链接的、相生的。我们现在人看事物都是片面的，片面的是死的，是一个事物的侧面，没有看到完整的很多因素。

在一个动态的事物当中，如何去掉我们个人的成见呢？佛教当中有一个比喻：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他用眼睛观察世界，拿一个火球这样绕，最后看到一个火圈。火球、火圈、眼睛、认识，这是四个层面的事物。而我们对一个动态事物的最后结论是什么？就像这个小孩子，他认为有一个火圈在那儿，已经忘了火圈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他去掉了这部分客观的认知，最后就形成了偏见。人在对现象的偏见当中，造成了自我的迷惑和追逐，他不知道所有现象都是动态的。人看什么东西实际上都是静态的，这个静态已经脱离了事物的本质，而成为生命的现象，这也叫做普遍的规律。佛法讲的是如何超越这个规律。超越这个规律是精神层面的问题，而尊重这个规律，人可以达到与万事万物和谐共处。

伏羲氏促成了我们中国人上古文明的诞生。他对规律的总结我们称作“减情显理”。情——人是一个感情动物，也是自我的展现。万事万物太复杂了，比如伏羲氏把所有复杂的规律归结为八种，而且总结出它们之间互相联系的规律。我们为什么和伏羲氏有差别，伏羲氏为什么被人纪念了五千年，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现在的家庭，大概过了三代就不会被纪念，和我们有血缘关系的我们都记不住，何谈家族的意义。为什么伏羲氏成为我们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记忆所在呢？因为他做到了减情显理，这个减情显理功德无量。他帮助我们人类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而且他没有脱离事物的本质，并以此指导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功德。

伏羲氏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他通过这个简单的整理，把人类很多错误的认知给冰消瓦解了。人类在上古时期对各种现象很迷惑，所以很害怕，认为一切事物就像西方宗教所说的那样，都是神的意志的展现。而伏羲认为不是神的意志，神的意志存在不存在是另外一回事情。他发现客观世界里面的很多变化，比如风雨雷电，都有科学的原因——“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他有着非常朴素的科学观。

如果不坚持朴素的科学观会发生什么情况？比如，西门豹给河神娶媳。他们看到江河发大水，人民流离失所，认为是河神要娶媳妇，就把小女孩抛到河里面。人都是这样去理解现象的，因为人对自己生命的感受很粗浅——如果我有一个需求没有满足，我就会报复，所以认为河神也是这样的。这不叫“减情”，而是复杂了情感，一种颠倒的推理。把小女孩扔到水里面，就是为了让神高兴。这个河神还算慈悲一点儿，只是要取个媳妇，有的神很暴虐，喜欢吃人肉，要吃活烧的人肉……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人类的历史很不容易，从茹毛饮血开始，进化的过程很艰难。对很多现象不能解释，人类就只能在强大的恐惧当中，在无可奈何当中，去解读生命。

第二节　周文王：从神本位到人本位

圣人出世是灯塔，他们不仅把事情合情合理化，还有验证的方法。把理显出来以后，不仅要合理，而且要自信。有些人就在巫术和科学之间难以抉择，前者看似合理，但是鬼神并不能让人真正得到安慰，这是什么问题？心理问题。所以针对这个问题，三千年前文王提出一个方案，认为人不能和天地鬼神再连接这么深了。伏羲画的是先天八卦，就好像说的是宇宙普遍规律，但是还不能够解释人天的普遍规律，那怎么办呢？后天八卦。

后天八卦的出现是让人类敬鬼神而远之。人类永远是有一些未知不能够解决的，我们并不是要解决鬼神的问题，不管他们存不存在，我们人类都可以把善念发出去。态度很重要，这是人对生命的尊重，对未知的一种处理，是一种智慧。所以文王当时就实行“绝天地通”，我们如果关注学术的就会对“绝天地通”有所了解。人类对天地的很多现象充满了好奇，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但是人类并不满意对很多现象的解释。所以，文王就以他的福德、他的担当、他的威望，告诉大家不讨论这个问题了，人的事情人做主。

人怎么做主呢？仁义礼智信，做好人本位。那么这些不可解释的现象怎么办？祭祀。在古代，国家如果要想存在，在制度当中就很明确地提出祭祀和军事。这是古代人类面对的一个挑战。现在这个时代，可能人类还有这方面的挑战。一个国家想存在，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是说兵是不祥之物，但是出于现实，不得不需要军队。

一个国家存在，信念是占第一位的，第二位是粮食，第三位是军队。很多信念实际上是文化的传承，粮食是经济的传承，军队是军事。文化、经济、军事，三者构成了政治的基本构架，从事物的延伸、传承来说，这也是普遍规律。但是对于这些事物，实际上是人主宰一切，一切都是人为。这个人为是从“绝天地通”之后，人类的创造力、生产力，所以圣人认为是人在创造历史，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认为的，人可以成佛，成佛是什么意思？是智慧、认知可以达到最圆满的状态。人遵循规律，同时能够把这种规律发展到极致，可以根据规律完成我们生命终极的顶层设计。当我们的设计完成了，后面的人就可以参照着去实践。

人类几千年文明的发展中，渐渐从神本位到人本位，以人为本。人为本即是佛，如何理解？佛是梵语，意为觉悟者。我们现在也在谈“要做一个思想上有觉悟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这话确实是人生的目标和方向，这是理论。人类在实践当中波澜壮阔，在对目标的认同和否定之间也是起起落落，但是从历史来看，若真的遵循了其中一分就能托起一个民族。文王，包括文王所提倡的“人为本”的理念，在古今中外来说，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文王是取“人为本”的广度，找到了一个人类共同的起步点；佛陀是探究“人为本”的深度，找到了人类觉悟的至高点。他们两人的理念包含两个因素：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慈悲。

在思想层面上，一个是要有一种对生命的尊重，这是慈悲；另外一个是对生命规律的掌握，这是智慧。掌握得最彻底，慈悲最广大，缘着一切人、一切有情，即是佛。文王的出发点是我们人，所以“人为本”；在佛的眼中，看到的是一切有情，有情和人都是有希望的，所以他有更广大的深度。二者不一样，给出来的解释也不一样，所用的方法也不一样。

文王为我们中华民族文明做的最大贡献是提出来一个彻底的认知方向——以人为本。以此逐步确立了它的基本思维模式——礼乐制度、“仁义礼智信”及外在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从小到大的人生目标与价值观。

从根本来讲，人类如果能够达到这种认知，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对于文王理念的认同和实践，涵盖了我们中国历史的所有记忆和成果。在文王这个家族，从后稷、不窋、差弗到文王，历经十五代，最终确立下“人为本”“礼乐大同”的制度文明，让人类的认知达到了巅峰。所以，文王的理念是一个有关人类生命共同体共进退的话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而是一种理想，一个很完善的、适合所有人的理想。

内在的认知和外在的事业是相匹配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周朝有八百年的江山，文王一家出了十个圣贤，开创了72个同姓诸侯国，建立了分封制度。现在历史发展了，这种封建制度可能不是很完善，但是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真的是前进了一大步。所以我们后人一定要知道这些历史，了解人类每一次进步都很不容易，经过了很多失败，是以生命为代价获得的。文王提出的高度很高，而对文王这个理想的实践，是我们几千年文化传承的内在核心之一。

第三节　
从孔子“述而不作”到汉朝“独尊儒术”

圣人出世，文明达到了一个高峰，高峰过后又有回落，回落的时候就是五百年之后的礼崩乐坏，整个社会陷入了争名夺利，互相伤害。这时又有人坐不住了，他担心人类，又在思考新的方法，这个人即是孔子。孔子“述而不作”，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他基于对生命的思考，想在历史当中寻求答案。文王引领的历史，成就辉煌，高度很高，实践性很广，托起了一个社会，曾经支撑了孔子出世之前的几百年，让人自信满满，生活在朝气当中。到了孔子时代，整个社会在圣人福祉的庇护下，人的自我不断地膨胀。在膨胀当中，圣人的光辉被自我遮盖，造成的后果是互相伤害。

孔子知道能经得住历史检验的，才是真正来源于实践的东西。所以孔子一生可以说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认为“周”是他的皈依处，都是以“周”为他的人生理想以及人生思考的一切内容。他觉得只要能够把先人的东西全部继承下来，社会就会恢复它的活力，恢复它的生机，恢复它的希望。所以，孔子最后对文明的理解和实践，都聚焦在“周”。

“郁郁乎文哉”，“郁”是非常丰富。“周”的成就是多方位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乃至于民俗政治，一切都很完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理论到实践，具足了生机。这个“文”指什么呢？“文”通“纹”，指的是路，纹路。把木头锯开，里面有年轮，年轮代表它的成长来源于实践。所以从“纹路”当中，我们就知道路在哪里。人类每一次失败都是因为脱离了“道”，脱离了历史的记忆造成的。历史上每一次的兴盛和发达都是来源于对规律的总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会犯低级的错误。真正的实践对现实有着很强的指导性，它来源于现实。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确实和古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孔子为什么自己说他说的一切东西都是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回归，他没有多添一句，没有减少一句？他当时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礼崩乐坏，众生处于水深火热中，他想解决这些问题，想从历史当中吸取经验。他深刻思考了“周”的合理性、“周”的成就，想把它复制过来，解决问题。当然，他重视传承，重视实践，重视前人的成果。他对自己的定位和评价是一个传递者。他一生献身于对当时社会的福祉思考，给方向把脉。

孔子的学说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思考。但还有一些人给出来的方案不一样，所以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争鸣中，只有孔子的态度是“述而不作”的。秦始皇完成了整个国家的统一后，又于道有所偏离。而后到了汉朝，汉朝才是汉人第一次崛起。周之后是汉，汉朝才真正开始有对社会基本的思考，遵循了历史的最强音。从周朝八百年的社会实践，一直到孔子的承上启下，到最后回顾历史，汉朝给出来的一个方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不是要把百家赶尽杀绝，而是以儒家为主，百家为辅。百家是有关生存之学，而在整个社会的认知方面，我们要把彰显人性的价值、彰显人性的善念，作为文明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汉朝给了儒家一个尊贵的地位，以便人类社会有一个参照物，这也符合于生命的规律。所以，真正的汉民族，总结了前面周朝八百年的历史，对文王的理论给予认同并回归，对文王的实践“取乎其中”，对孔子思想达到了继承和确认。

汉民族是善于思考的民族，也是一个兢兢业业、勤劳勇敢的民族，他们最重要的这些美德都来源于思考，也来源于对生命的尊重。汉文化真的是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确实是有生命力的。但是随着五胡乱华，汉人发现人性在文王储备的实践中也面临了很大的挑战。这就是人性妄念的强大和我执的坚固。

第四节　佛法：透视事物真相

用佛法来看，实际上所有的问题，都来源于妄念和我执，这不仅仅是一个述而不作就能够搞定的。在孔子时代，他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对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

人生存于宇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人带着宇宙的全部信息。宇宙之间是“天地不仁”，作为人类来讲，要“以人为本”，但作为天道来说，天要生杀平衡。太阳每天升起来，到了日中一定会下去，它遵循它的道，它把它的那个圈画圆，这是它的首要任务。人类是在天地之后诞生的，人有他不共的审美，但是天道置人类的审美于不顾，那么这时就有一个宇宙和个体生命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如何处理？这是一个认知的问题。这个认知的问题实际上恰恰只有佛陀给了答案，即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当人面对天地的无情，能够静下来的时候，仁慈之心才能显现，这是佛陀给出来的一个方案。所以人类最重要的是要证到涅槃妙心，而不是善恶分别。相比而言，佛陀的理论又往前迈了一步，他透过现象看生灭，悲悯人类，给人类一个方案。那么佛陀说的管不管用呢？管用。五胡乱华时期，石勒、石虎非常残暴。当时有一个高僧叫佛图澄，决定用佛法感化二人。他利用自己的预见能力，告诉他们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最先不服，经过多次的灵验之后，石勒、石虎都服了，非常钦佩佛图澄，尊他为国师，也因此减少了很多杀戮。这是通过佛法启发这些残暴之人对生命进行思考。

当一个人在思考的时候，他的兽性马上变成了佛性，所以“若能转念即是如来”。谁能够让我们转念呢？法，法是宇宙遵循的规律。一个证悟了法的人，他的生命是有力量的，所以佛图澄能利用自己的修证度化残暴的石虎。这一段公案，很了不起，大家有空看一看。

当时整个社会的人，“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面对空前的危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当生命遇到了挑战和考验，佛法就彰显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它能够让残暴者思考，能够让懦弱者坚强，能够让善良者智慧，可以安抚社会的躁动、伤害，让人性得到回归，得到沉淀。所以，佛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一言足以救天下。

但是，佛教不仅仅是言教，佛教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它是证教。当我们认识到一切变化不可控，我们只针对自己的心做安抚的时候，这个心能够慢慢地把生活这团乱麻整理清楚，我们会找到生活的方向，开发出生命的潜能。当潜能开发出来的时候，就像太阳出来一样，整个人类都会受到这种光明的照耀。当所有人的内心被打开的时候，这个世界，我们不想让它好，它都会好。

所以，人类能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要取决于人类的认知，当世间的普遍规律不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站到全局的角度去思考。所有对于理想的哀叹和苦苦的坚持，有的时候只能造就悲剧式的英雄，不能够解决人类的危机。当然，文王提出来的理论是没有错的，但是如何实践呢？实践的时候，会有面临境界和挑战的或大或小的问题，小问题就小理论搞，大问题要大方便去平衡。在动态的平衡当中，在一切不可控当中，如何把人类的智能发展到最完善，那是需要方法来证明的，而所有的方法都是对于心的认知和把控。

一个能搞定自己心的人，才是自己一切问题的终结者，也会为他人问题的终结带来方案。这是法的不可思议，它是对万事万物的归纳、总结和指导。佛教作为一个来自异域的文明，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实践，显现出其方案的完善，并且获得了从上而下的认同。政治家看到的社会现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政治家的错误会牵连很多人的福祉，所以政治家一般懂得心。

文王也懂心，但他用心的方法我们不知道。相比而言，佛陀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戒定慧。人可以通过禅修，使生命得到梳理，那么我们就变成了自己生命的创造者。我们看到的危机都是心里的贪瞋痴造成的。如何整理自己的贪瞋痴，实际上也是如何整理社会问题的源头，所以生命有着非常不可思议的内在链接。

第五节　隋文帝：制度文明的肇基人

隋朝，中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人。可能后代很多人没有给予他很高的地位，但我个人认为他非常了不起，这个人是隋文帝杨坚。

他了不起在哪里呢？首先，他是一个特别有理想、有情怀的人；其次，他是特别有方法和手段的人。“文”是他的谥号，是他去世以后，大家对他贡献的认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对谥号很讲究，是盖棺定论的。在中国整个历史文明、制度文明中，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的有很多人，但有这个称号的人并不多。隋文帝、周文王，他们的谥号都是“文”。

以“武”统天下的人多，以“文”治天下，能够影响千年的人少之又少。历史上秦始皇也很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于建立了中国大一统的国度，确立政治制度、郡县体制，但真正能深入人心的是隋文帝。隋文帝把中国的文化归纳为三教，把三教又各给予地位，这是真正为天下人安心的措施。

儒教主张“学而优则仕”，这种思想代替了汉代的举孝廉。仅仅靠大家推举是不靠谱的，儒教认为当一个人的认知达到一定阶段，明理以后，人是可以培养德行的。如果不明理，仅凭一个人天生孝廉，很难分辨他是虚伪的，还是真的有德。比如，王莽很谦恭，“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在当时，如果很难给出一个人评价，就用制度去审定。因为社会是复杂的，不可能因为一个简单的善念就决定他是人才，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制度为万世所仿。所以隋文帝开科取士，他认为一个做学问的人，如果认知达到一定层次，他的道德会提升。

中国人血液里都有一个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这个文化体系一直在传承这种强大的基因。我们只要明了理，一定会有这种情怀。这些读书人当中可能有败类、有不完善的，但相比而言，很多人对方向把握得更明白。在中国，从古代一直到近代扫盲之前，读书人读的都是明理之书，不是技术之书。明理是为了明心，明心是为了让人找到他的社会责任和对生命的思考。人人都可以为圣贤，中国人推崇的是一种圣贤教育。可能个体在这一生达不到圆满，但是对于整个社会，他可以奉献自己的价值。因此，隋文帝推行开科取士选拔人才。

据说隋文帝生下来相貌奇异，父母都吓得不轻。后来一位叫智仙的神尼，跟他的父母讲：“这个小孩有大使命，请让我来抚养他。”当时经过五胡乱华，人们对佛教有所敬畏，隋文帝的父亲，虽不明白其中理念，但他出于敬畏之心，就把他的孩子，一个贵族公子，交给了这位比丘尼抚养。隋文帝在佛寺里长到十三岁，将要离开这个寺院的时候，这位比丘尼给了他一包东西，她当他是自己的孩子，并告诉他：“孩子，现在众生迷惑，你将来要为天下苍生请命，把圣贤接回来，为人类带来智慧和光明。你要把这当成你一生的使命。这是我收藏的佛陀舍利，你将来可以以此为所有众生祈福。”

在人类的文明传承中，有些人确实有这样的使命，最起码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隋文帝天生异相，额上有五条骨头支出脑顶。当时有会看相的人，说他将大有作为，所以有些人对他很忌惮，害怕他会夺权。他抱着自己伟大的使命，回到家族后，时时低调，韬光养晦。他不是为了他个人，他一直铭记师父的话，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所以，我觉得隋文帝最起码是有情有义的人。他那个时候才13岁，很不成熟的年龄，对师父的嘱托终生念念不忘，这个人是不是有过人之处？他确实是有担当、有情义的人，并且为中华文明制定了适合时代发展的制度。

大唐盛世是在隋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隋朝真的是承上启下，是对文王的理想、学术，包括正统、道统、治统的一个总结、发展和继承，对后世影响深远。科举制度支撑了中国社会前后1300年。对于隋文帝，我们不能以个人的喜好去评价他，而是要站在他对整个社会的思考、继承、实践而取得的成就上，去客观看待这个人。实际上他的努力符合所有人生命的诉求，为人类带来了福祉，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菩萨，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我们可能只看到一个人的风光，却没有意识到他背后的危机。他一生都站在风口浪尖，几乎生来就如此。我们现在社会，每个家庭都有小孩，都是宝贝，不管他长得美丑，若一个人说把我们的孩子送给别人养，这对小孩的伤害有多大，恐怕现在的教育都不允许。但是，像隋文帝这种有担当的人，就得经历这般风雨。他生在乱世，生命遭遇多次危机，但他能够受得住这份委屈。所以，当他活下来成为帝王以后，为了众生的福祉，鼓励人心向善，每个人只需出少量的钱，在全国募捐建造佛塔，供奉佛舍利，为一方子民祈福。他的心胸特别了不起。天下有人愿意行善修寺院，他亲自题写匾额。这样的人，确实不多见。他真的很有勇气，很有心力，很有智慧，很有担当，很慈悲，这都是佛性的展现。